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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欺诈丑闻:我们从中得出了什么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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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9-24 01:43:1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备受瞩目的公司丑闻再次成为新闻焦点,这些涉及世通公司的前CEO伯尼·埃博斯(Bernie Ebbers)和泰科的前CEO丹尼斯·科洛斯基(Dennis Kozlowski)的丑闻引起了人们对企业欺诈的再次关注,并引发出了下列问题:自几年前提出指控后发生了哪些变化?本周对此二人的刑事审判,能否对那些禁不住诱惑、置美国公司公平竞争规则于不顾的高调的企业高管起到震慑作用?


最新一轮的企业改革措施(主要是国会于2002年通过的《萨奥法案(Sarbanes-Oxley Act)》,旨在增加企业透明度、保护投资者利益)已经出炉,但一些观察家警告说,现在就其能否对美国的高级管理层和董事会发挥作用下结论为时尚早。此外,沃顿商学院法学教授托马斯·唐纳森(Thomas Donaldson)说,道德合规措施存在局限性。“公司治理是个热门话题,但我们高估了它的作用。” 他补充说,仅仅重新调整公司高级管理层的职位,难以阻止过去几年发生过的此类诈骗。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教授戴维·斯蒂尔(David Skeel)对此表示赞同:“如果认为我们正确处理了这些案件后,丑闻便会销声匿迹,那我们是在自欺欺人。


猫捉老鼠的游戏


为什么预言如此令人沮丧?简单回顾一下美国历史便会发现,只要有企业,就会有企业丑闻。斯蒂尔在其新作《董事会议室里的伊卡洛斯:美国公司的根本缺陷及其渊源》中,引用了金融天才杰·库克(Jay Cooke)及赛缪·应秀乐(Samuel Insull)等人的例子,追述了现代腐败的历史。美国内战期间,杰·库克精心策划了一种全新策略用于销售政府债券;赛缪·应秀乐曾经建立过一个庞大的公共事业帝国,但他的企业在大萧条时期轰然倒塌,后来被当作走下坡路的企业巨头的典型,受到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公开抨击。斯蒂尔从自己研究的丑闻中发现了几个常见因素,包括冒险和竞争。毫不奇怪,这正是监管者想要极力管制的问题。斯蒂尔指出,在此过程中,我们建起了一套精心设计的猫捉老鼠的游戏,游戏持续至今。


唐纳森说,没有人会对政府管理的必要性提出置疑,但这种管理远没有到位,“众所周知,政府对公司内部决策机制的进展知之甚少。” 在《萨奥法案》听证期间向美国参议院作证时,唐纳森提醒立法人员,最近发生的几桩重大公司丑闻中,存在问题的公司各个都有精心制订的企业合规方案。他警告说,未来政府的规章将换汤不换药,不过是加重繁文缛节而已,公司会日益囿于技术细节而不知所措。到头来,高级管理人员会很少有时间关注大是大非的问题,也会绝少提出诸如“我们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公司价值”这样的重要问题。


唐纳森说,长久以来“我们一直信奉这样一个神话,即如果精心制订了企业的道德规范,指定专人分发,让每个人每年都在厚厚的规章制度手册上签字保证遵守,便可防止重大灾难事件的出现。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这种方法根本行不通”。


斯蒂尔从法律的角度看到了类似的圈套。由于政府力促在刑事法院而非民事法院对此类案件进行审理,这使得公司管理人员想方设法避免陷入麻烦。尽管恢恢法网使管理人员不敢以身试法,但这也会鼓励打擦边球和钻法律空子的行为。


埃博斯一案是个很好的例子。他被指控诈骗并参与谋划公司一桩涉案110亿美元的会计丑闻。如果罪名成立,他将面临长达85年的监禁。斯蒂尔说,证券法中对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划分的界限非常微妙,并且常常将案件归为有犯罪动机或故意犯罪。埃博斯请求无罪辩护,这令斯蒂尔深感忧虑,因为如果埃博斯胜诉,将向其他CEOCFO传达一种信号,即“不问,不说”是上策。的确,有传闻称埃博斯不常使用电子邮件,也没有留下太多“书面把柄” ,这使得检察官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世通公司的前CFO斯科特·苏利文(Scott Sullivan)的证词。而另一方面,2004年对星空投资的银行家弗兰克·奎特纳(Frank Quattrone)的审讯中,检察官根据电子邮件获取了有力证据,这些邮件表明奎特纳蓄意阻碍联邦调查。


至于科洛斯基,他与前首席财务官马克·施沃兹(Mark Schwartz)一同被指控犯有一级盗窃罪、证券诈骗及其他相关罪行。原案件于去年4月以无效审判告终。


伊卡洛斯及其他“高空飞人”


斯蒂尔说,企业丑闻并非美国的特有现象,但美国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更容易滋生诈骗。“人们对冒险近乎痴迷,我想这与贪婪有关。或者至少两者形影不离。”斯蒂尔在书中话锋一转,提到了希腊神话和伊卡洛斯的故事,以此阐明当前和历史上诸多公司丑闻的一个重要因素。伊卡洛斯因重获自由而忘乎所以,却忽视了父亲的警告,飞得太高,离太阳太近,最终翅膀溶化,坠入大海。


斯蒂尔暗示说,这个故事是一个警示。美国企业家依靠个人能力为自己绑上翅膀,从悬崖上往下跳。但是愿意冒这种风险的人也是那些置前方危机四伏的警告于不顾的人。斯蒂尔写道:“大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如果爱冒一些无谓的风险或欺诈风险,可能给成千上万雇员、投资者和供应商的财务状况带来损害。”考虑到如今有大约一半的美国人拥有股票,这种冒险行为的危害之广会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斯蒂尔说,在其他国家,有关竞争的文化准则或限制会共同发挥作用,约束了此类倾向的产生。例如,在日本,丑闻通常是由中层而非高级管理人员导致的,但典型的反应是,即便CEO没有参与欺诈活动,他也会引咎辞职。斯蒂尔说,人们认为:“丑闻是在你眼皮底下发生的,你应该对此负责,比较荣誉的做法是辞职。”他还补充道,这种情况“与我们在美国的所见所闻截然不同。在美国,通常是公司高官铤而走险,但他们的本能反应不是引咎辞职,而是斗争到底”。


在欧洲,强大的社会主义式的文化有助于对企业领导人的约束。威旺迪环球公司前CEO让-马利·麦斯(Jean-Marie Messier)加入这家大公司后,搬到了纽约并在那里购置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豪宅。法国人大都对此感到愕然,这并非因为他加入了“另一阵营”,而是因为他无耻地摆阔。他最终一败涂地后,法国人认为贪婪会使一个人走上穷途末路的看法得到了证实。


斯蒂尔还指出,欧洲通常实施严格的监管和集中式经济权力,这更为避免丑闻的发生增强了安全阀。斯蒂尔写道:“我们为美国市场的竞争性感到自豪,但是竞争也增加了企业惨败的可能。”一个有趣的问题是:“我们是否会在欧洲看到更多类似美国风格的丑闻?或在那些强大的文化约束下,帕玛拉特(Parmalats)和威旺迪公司只是例外而非普遍现象?”


防止灾难的良方   


或许想要通过立法确立放之四海皆准的道德观念难度太大。唐纳森说,新颁布的改革方案如将董事会主席与首席执行官的角色分开,作为防止某些利益冲突的手段具有积极意义,但它们阻止不了安然丑闻的发生。他希望除公司治理外,还应在其他措施上加大力度。例如,公司内部的企业文化至关重要,他说:“以强生和高盛为例,几十年来它们一直坚持诚信的作风,并引以为荣。员工在这样的氛围中工作,会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他还认为,应谨慎建立奖励系统并进行监督。他提醒说,例如,只有中层经理完成定额时才对其进行奖励,这是防止灾难的一剂良方。


唐纳森对一些新的合规措施保持谨慎的乐观,其中许多是于200411月份颁布实施的,重点在于让董事会和最高管理层完全参与到会出现问题的各项工作中。唐纳森说:“我们依然有指导原则,但不是将这些原则交给企业道德官或首席法律顾问,而是必须对负责企业经营的责任人进行道德和守法培训,他们必须投入时间和精力参加有关风险评估和打造信息渠道的会议,这些措施可以有效减少另一桩安然或世通丑闻发生的可能。”


沃顿商学院法学教授托马斯·邓飞(Thomas W. Dunfee )自70年代起一直讲授商业道德课程,他指出了教育对遏制诈骗的作用。 他认为,对于商学院的学生来说,无论是本科生还是工商管理硕士,这些丑闻都是传授商业道德的重要案例。他说:“在许多著名的[企业丑闻]案件中,管理人员显然没有从道德角度审视自己的行为。”但是,通过研究他人失败的例子,学生和企业高管可以划定问题的类别,并找到解决问题的潜在战略。企业的透明度是邓飞向其学生传授的重要内容。“我要告诉他们:‘你们在写备忘录的时候,要设想自己同时会将其拷贝给司法部。’” 


唐纳森说:“事实是,公司合规方案和公司治理只能给我们这么多帮助。”正如斯蒂尔指出的那样,“人类的丑恶行为没有边界且层出不穷。”


 


本文发表于2005年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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